供圖、支持/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  撰文/采薇

 

赤子之心:

 

民族的提出、家庭的陶冶

 

梁思成是梁啟超的兒子,1901年,梁思成出生。與此同時,1901年,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提出了“中國民族”這一概念,用來指稱“華夏族”或有史以來的中國各民族;1902年,梁啟超不但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首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而且在小說期刊《新小說》上發(fā)表了“20世紀中古小說的開幕禮”、政治幻想小說《新中國未來記》。

 

1914年,梁啟超應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校長的聘請到清華講學;1915年,梁思成進入清華學校;1925年,清華籌辦國學研究院,梁啟超和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成為國學院四大導師。

 

 

家學淵源為梁思成創(chuàng)造了普通人無法企及的學習條件:1912年11歲回國前的日文訓練;常年的英文訓練(如參與翻譯威爾斯的《世界史綱》等);1927年填報申請哈佛大學研究生表格中自述的三年德語學習和一年法語學習經(jīng)歷,無不為梁思成構筑了通識原著的根基。1923年因車禍休學期間,梁思成在父親的親自指導下研讀《論語》《左傳》《孟子》《戰(zhàn)國策》《荀子》。

 

歐風美雨:

 

雙重的影響、自己的審美

 

1924年9月,梁思成就讀于美國建筑學界古典主義學術的大本營——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系,賓大學習期間,梁思成看到“歐洲各國對本國的古建筑已有系統(tǒng)的整理和研究,并寫出本國的建筑史,惟獨中國,我們這個東方古國,卻沒有自己的建筑史。當時西方學者尚未注意中國建筑的發(fā)展和技術。但我感到日本學術界已經(jīng)開始注意中國,如著名學者大村西崖、常盤大定、關野貞等都對中國建筑藝術有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如果我們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末早晚這塊領地會被日本學術界所占領。作為一個中國建筑師,我不能容忍這樣的事情發(fā)生”。

 

與梁思成一同赴美留學的林徽因,由于賓大“建筑系的學生經(jīng)常熬夜繪圖,女同學無人陪伴不甚方便”,故不招女生,所以不得不報考了美術系,但卻幾乎選修了建筑學系學生的所有課程,而且每門考試成績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比本系的學生還要好,甚至一度擔任建筑設計課的助教。

 

 

1925年11月,身在美國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收到梁啟超寄去的重版古籍、宋代李誡的《營造法式》,上附題字:“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為吾族文化之光寵也……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寶之”,奠定了梁林二人畢生治學的重要方向。1928年3月21日,梁林二人結婚,前往歐洲開啟了一趟特殊的蜜月之旅:循著父親為他們精心安排的路線——英國、瑞典、挪威、德國、瑞士、西班牙、意大利、法國、土耳其——考察歐洲的建筑精華。

 

遺憾的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沒有完成全部的歐洲游歷計劃,就接到梁啟超病危的電報,于1928年8月乘火車橫穿西伯利亞回國,在東北火車站迎接他們的,是東北大學的工作人員。9月,梁思成按賓大體系,創(chuàng)建了東大建筑系課程體系,為實現(xiàn)“東西營造方法并重”的教學思想,增設了“中國宮室史”“營造則例”“東洋美術史”等課程。后來,梁林二人于1931年6月離開東北大學回到北京,在北總布胡同三號安家。

 

測繪調(diào)查:

 

科學的態(tài)度、民族的發(fā)現(xiàn)

 

1930年2月,中國營造學社在北平成立。1931年9月,梁思成正式到中國營造學社工作,任法式部主任,成為學社的靈魂人物之一。當時中國營造學社的地址在故宮外朝房(端門與午門中間),再加上營造學社創(chuàng)始人朱啟鈐之前收集的一些清代營造則例,梁思成從清代建筑入手,向一些尚在人世的清朝老工匠和熟悉老北京掌故的人請教,將研究成果匯入《清式營造則例》中。

 

1932年3月,《清式營造則例》脫稿后,梁思成踏上田野調(diào)查、尋找中國最早的木構建筑之旅。1932年4月,赴薊縣調(diào)查遼代建筑獨樂寺,6月,赴寶坻縣調(diào)查廣濟寺遼代三大士殿;1933年4月,與莫宗江調(diào)查河北正定古建筑,11月,與莫宗江發(fā)現(xiàn)隋代趙州橋,鑒定其為世界上現(xiàn)存最早的大跨度敞肩拱券石橋;1934年6月,《清式營造則例》出版。

 

 

1934年8月,梁思成的美國好友費正清夫婦邀請梁林隨他們到山西汾陽城外的峪道河去消夏,因汾陽離梁林計劃調(diào)查的趙城不遠,于是欣然同往。梁林此次山西之行,向鄰近的太原、文水、汾陽、孝義、介休、靈石、霍縣、趙城等縣,進行了多次考察,發(fā)現(xiàn)古建筑40余處。

 

1935年5月,梁思成的弟弟、考古學家梁思永在河南安陽侯家莊商王陵區(qū)主持中國考古史上少有的大規(guī)模發(fā)掘,發(fā)現(xiàn)10座大型陵墓、上千座“人牲”祭祀坑,出于對考古的濃厚興趣,梁思成前往看考古成果,順便調(diào)查安陽的古建筑;9月,完成《曲阜孔廟之建筑及其修葺計劃》。

 

1936年5月,與林徽因、劉敦楨等調(diào)查龍門石窟;6月,與林徽因調(diào)查開封古建筑、后再赴山東;10至11月,調(diào)查山西、陜西古建筑。1937年,在調(diào)查陜西的古建筑后,原計劃繼續(xù)西行至蘭州赴敦煌,但因時局緊張,致使梁思成的敦煌之行未果,成為終身遺憾。

 

從1932年至1937年,梁思成和學社成員調(diào)查了137個縣市、1823座古建殿堂房舍,詳細測繪了206組建筑,完成測繪圖稿1898張。

 

同一時間:

 

唐構的發(fā)現(xiàn)、戰(zhàn)爭的爆發(fā)

 

雖然梁思成和營造學社成員已跑了許多地區(qū)、有了很多重要發(fā)現(xiàn),但中國境內(nèi)最早的木結構建筑仍是薊縣獨樂寺、應縣木塔等宋遼時期的,是否還有唐代的木構建筑存在呢?梁思成相信有。為什么呢?

 

因為他第一次讀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圖錄》時,就注意到第61號窟宋代壁畫“五臺山圖”中的大佛光寺,后又在北平圖書館的《清涼山志》(清涼山,即山西五臺山)中讀到了佛光寺的相關記載。據(jù)《清涼山志》,佛光寺所在地因交通不便、祈福進香的信徒少,反而會有利于古建筑的保存——梁思成決定碰一碰運氣。

 

 

1937年6月,梁思成一行人第三次前往山西進行考察。梁思成一行人開始尋找佛光寺的年代證據(jù),到達的第三天,林徽因突然發(fā)現(xiàn)大殿梁下有隱約的墨跡,由于殿內(nèi)光線不足,審視許久后才認出“佛殿主女弟子寧公遇”幾個字,然后又在大殿外經(jīng)幢石柱上,發(fā)現(xiàn)了“唐大中十一年”的字樣,他們終于發(fā)現(xiàn)了中國境內(nèi)的唐代木構建筑。

 

7月12日,梁林離開五臺山,騎騾子到代縣,看到前幾天報紙上的一則新聞——“日軍猛烈進攻我平郊據(jù)點”——后才知道,五天前,當他們沉浸在發(fā)現(xiàn)佛光寺的快樂興奮中時,“七七事變”爆發(fā)。8月,北平淪陷,中國營造學社解散。

 

流亡之旅:

 

把烽煙和山河看遍

 

1937年9月,梁思成攜家人踏上戰(zhàn)爭逃亡之路;10月,輾轉抵達長沙。隨后,北大、清華的師生也相繼來到長沙,每天晚上聚集到梁家討論戰(zhàn)爭局勢,沒多久,空襲警報的聲音劃過他們頭頂?shù)奶炜眨罢◤椌吐湓陔x我們房門口大約十五米的地方……我們各自拎起一個孩子就往樓下沖,隨即我們自己住的房子就成了碎片。”女兒回憶說:這次轟炸后不久,我們就離開了長沙前往昆明。1938年1月,經(jīng)過39天的跋涉,梁思成和家人抵達昆明。

 

梁思成到達昆明后不久,莫宗江、陳明達、劉致平等營造學社其他成員也先后抵達。于是,在昆明循津街“止園”,營造學社復社,共有梁思成、劉敦楨、劉致平、莫宗江、陳明達五人。

 

 

在昆明,沒有任何可供查閱的圖書資料,為克服這一困難,營造學社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簡稱“史語所”)協(xié)商,借用他們的圖書資料,從此,營造學社與史語所形成了戰(zhàn)時依附關系。

 

1938年秋,隨著日益成為戰(zhàn)時海外援華物資進入中國的重要交通樞紐,昆明遭到日軍的頻繁轟炸。為躲避轟炸,史語所疏散到昆明郊區(qū)遠離城市和軍事目標的龍泉鎮(zhèn),營造學社隨之搬遷。10月至11月,學社從昆明及周邊入手,調(diào)查了圓通寺,東、西寺塔,鳴鳳山金殿等一系列重要古建筑。1939年1月,逐漸展開對云南其他區(qū)域古建筑、石刻和其他文物的調(diào)查。

 

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梁思成與學社成員往返于岷江沿岸、川陜公路沿線、嘉陵江沿岸等地,發(fā)現(xiàn)四川的木構建筑幾乎全毀于“張獻忠之亂”,尚存的木構建筑多建于1646年以后,早于此的可謂鳳毛麟角。但卻保存了大量的漢闕,崖墓數(shù)量也很可觀,調(diào)查研究成果在復刊的《中國營造學社匯刊》等處陸續(xù)發(fā)表。

 

自由選擇:

 

夙愿的實現(xiàn)、怎樣的親近

 

1940年9月,日軍入侵法屬印度支那,圖謀向云南進犯;12月,史語所決定前往四川南溪縣李莊,梁思成和學社再次隨之遷移。

 

1942年,梁思成開始編寫《中國建筑史》,1944年完書,實現(xiàn)了“《中國建筑史》要由中國人來寫”的夙愿。對此,梁思成明確聲稱這一成果集合了營造學社“十余年來對文獻術書及實物遺跡互相參證之研究”。

 

 

彼時,梁思成的精力雖然主要在中國建筑史的研究上,但并沒有局限于此,“他始終關注我國新建筑的創(chuàng)作及城市規(guī)劃這一新學科的進展”。在李莊期間,費正清和費慰梅經(jīng)常給他們寄一些建筑方面新出版的讀物,預見到戰(zhàn)后復興需要更多的建筑人才,梁思成向梅貽琦建議清華大學增設建筑學院,很快得到同意,并成為清華建筑系主任。

 

1946年,梁思成赴美考察“戰(zhàn)后的美國建筑教育”,并應耶魯大學的聘請在耶魯講授《中國藝術史》;1947年2月,經(jīng)外交部推薦,梁思成任聯(lián)合國大廈設計顧問;4月,普林斯頓大學為200周年校慶而舉行的“遠東文化與社會”研討會上,梁思成作了《唐宋雕塑》與《建筑發(fā)現(xiàn)》兩個學術報告,被普林斯頓大學授予文學博士學位。此外,在美考察期間,梁思成還參觀了近二十年的新建筑,訪問了國際知名建筑大師萊特、格羅皮烏斯、沙理能以及住宅、城市規(guī)劃、藝術和藝術理論、園藝學、生理學、公共衛(wèi)生學等方面的專家權威。

 

 

回國后,北平解放前夕,一天晚上,張奚若帶著兩個解放軍來到梁家,并說明來意:共產(chǎn)黨正在為攻占北平而做準備,萬一與傅作義的和平談判失敗,被迫攻城時,要盡可能地保護古建筑。然后打開一張軍用地圖,請梁思成在地圖上標出重要的古建筑,并劃出禁止炮擊的地區(qū)……這件事使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感情上一下子就和共產(chǎn)黨接近了”。

 

首都北京:

 

全部的心血、無解的白卷

 

1949年5月,梁思成被任命為北京都市計劃委員會主任。6月23日,全國政協(xié)一屆二次大會上,全體代表以起立方式一致通過了梁思成領導的、林徽因參加設計的國徽圖案。

 

對首都北京,梁思成可以說是最早用整體的眼光,從城市規(guī)劃角度去認識和分析其歷史文化價值和感情價值特點的學者。他與陳占祥共同擬就的一個《關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qū)位置的建議》(史稱“梁陳方案”),建議將中央行政中心設在月壇以西、公主墳以東的位置。但沒有被最高領導賞識,也受到蘇聯(lián)專家的反對。

 

據(jù)《彭真?zhèn)鳌酚涊d:“1950年2月,毛澤東、黨中央批準了北京市以北京舊城為中心逐步擴建的方針?!钡芸炀统霈F(xiàn)了梁思成擔心的問題。1952年夏,北海、東四、西四牌樓,成為城內(nèi)交通發(fā)展的嚴重障礙;一年后,阜成門、朝陽門等城樓和甕城成為城市建設的“攔路虎”,不得不被拆除;1954年,拆除地安門;1957年,拆除永定門……梁思成曾說:“拆掉一座城樓像挖去我一塊肉;剝?nèi)チ送獬堑某谴u像剝?nèi)ノ乙粚悠??!?/p>

 

 

后來,有關北京中軸線申遺的各種宣傳中,都會不約而同地引用梁思成這段話:

 

北京獨有的壯美秩序就由這條中軸的建立而產(chǎn)生。前后起伏、左右對稱的體形或空間分配都是以這條中軸線為依據(jù)的;氣魄之雄偉就在這個南北延伸、一貫到底的規(guī)模。

 

 

本文節(jié)選自《文明》2023.01月刊

來源:大美V視